西藏和祖国关系的历史真相


西藏高原,群山茫茫。生活在这里的藏民族无论是血缘、文化、经济,还是宗教和历史,在很长的历史长河里,就与中华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华兴,则西藏兴,中华衰,则西藏衰。一位农奴出生的藏族干部就曾总结说:无论藏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
说起西藏的历史,既简单又复杂。
说简单,一句话:西藏从来就属中国领土。
说复杂,是因为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在境外几十年如一日地宣传“1951年以前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观点在国际上得到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各种反华势力明里和暗里的支持,影响甚广,使西藏问题日渐国际化;说复杂,还是因为达赖集团的这个荒谬的观点,迎合了西方反华势力的战略意图,使简单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问题,成为世界上所有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势力用来妖魔化中国、遏止中国、分裂中国的舆论利器。
但是,历史毕竟不可改变。
唐代:藏汉民族友好交往
藏汉两个民族交往史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面有大量的史料记载。西藏当时称为蕃,当时汉文史料把它记成“吐蕃”。
在这之前,也就是在公元七世纪之前,西藏高原有很多部落。到了松赞干布时期,统一了西藏高原的一些大部落,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的吐蕃王朝。当时中原的唐王朝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当时周边的国家把唐朝天子称为“天可汗”,即真正的天子,统领天下。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地区往往以婚姻为纽带,加强联系,巩固政治的稳定。公元641年,唐太宗宗室女文成公主进藏,嫁给了松赞干布。她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包括天文历法、五行经典、农业技术、医术、建造术、造纸术、雕刻术、酿酒术等等,还有农业技师、画师、建筑师等一大批匠人,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现在,在西藏还能看到、找到唐朝的文化、经济方面的一些遗存,比如木板雕刻藏文佛经,西藏农村的藏纸术、寺庙的建筑术等,甚至服饰上还能看到一些唐代的影子。

  文成公主和更早些时候嫁到西藏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各带去了一尊佛像,松赞干布修建了两座寺庙供奉佛像。文成公主带去的12岁释迦牟尼佛等身像至今还供奉在拉萨最神圣的大昭寺。

  西藏有文字以来最早的历史记载,首先就是藏汉民族的交流史。文成公主进藏后的100多年间,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到了唐中宗,也就是公元700多年的时候,唐朝的金城公主又嫁到了西藏。

  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这段时间,吐蕃和唐朝之间一共进行了八次友好的会谈,唐蕃往来使者191次。每会盟一次,长安和拉萨各竖立一块碑,记载藏汉民族的友好交往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碑大多都找不到了。仅剩的一块是大昭寺门前的唐朝长庆年间立下的唐蕃会盟碑。该碑立于唐长庆三年(吐蕃彝泰九年),即公元823年2月14日。

  汉藏在唐代的关系,为西藏今后纳入中国版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唐以后,吐蕃瓦解,西藏长达400多年处在部落之间战乱之中,没有统一的政权。元朝不仅从法理上将西藏纳入版图,同时,也应看到,拯救了400多年战乱不止的西藏人民。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他的孙子阔端在征服西夏及西域以后,开始西征中亚诸国。阔端的大营驻扎在甘肃武威,当时叫凉州。阔端通过降服的一些甘南藏族地方头领,对西藏高原的情况有了了解。在南下进攻南宋途中,派手下大将多达那波,率部经甘肃、青海,一直打到了拉萨河谷之北。回来后向阔端报告,说西藏地域辽阔,牛羊很多,西藏虽有好几个教派,但没有统一的政权。应该尽快纳入治下。阔端问,你看到的这些教派,哪个教派更有实力呢?那时西藏,帕竹噶举和萨迦派的影响比较大,但帕竹噶举首领不愿出藏,萨迦派比较温和,大概可以派人来谈判归降事。阔端就以蒙古皇帝的名义拟了一封信,命令多达那波带着这封信,直接到后藏去招降萨迦派的首领萨班来凉州商谈西藏各部归顺事宜。萨迦派首领贡嘎坚赞是佛家高僧,精通因明,著述颇丰,弟子良多。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贡嘎坚赞慨然应允。贡嘎坚赞先到达拉萨,会晤了帕竹噶举首领扎巴迥乃,分析各教派归顺蒙古的条件。

  贡嘎坚赞和侄儿八思巴千里迢迢,经两年的长途跋涉,于1246年底到达凉州,次年初即与阔端会谈。在凉州期间,贡嘎坚赞多次向西藏各教派僧俗首领和亲属发出信件,提出为了佛教和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归顺蒙古的意见。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翻译成汉语就是《告蕃人书》。这封信是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现存西藏博物馆。

  1251年,贡嘎坚赞在凉州去世,八思巴接过了萨迦派的法螺和衣钵。忽必烈在1264年建立元朝后,在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宣政院,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和西藏等地的民族事务。后来,又令总理全国宗教事务的国师八思巴返藏,并授权其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就这样,元朝中央政府授予了萨迦派治理西藏的权力,明确了君臣关系,西藏政教合一的这种形式由此发端。

  元初期,在全国设立了12个省。西藏划分了13个万户,没有设省而是直接归属中央宣政院管理。元朝的行政结构以行省和万户、千户到百户,万户以上官员由皇帝和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万户以下西藏各级官员,由萨迦首领举荐并报皇帝批准任命。

  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实行了全面的管理,除了正式驻扎蒙古军队,还三次派员对西藏全境进行大规模的户口清查登记,推行了元朝法律,建立了“乌拉差”税赋制度,设立了17个可通往内地的交通驿站。这些举措充分说明,在700多年以前,西藏就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央政府行政管辖的一个区域。

  明代:采用分封制度

  有效地管辖西藏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灭元。两年后,逃亡的元顺帝病死,西北一些原本忠于元朝的藏族僧俗首领陆续归附明朝。1372年,萨迦派首领喃加巴藏卜带领六十多人赴南京觐见明太祖。明太祖封其为“炽盛佛宝国师”。这是明代皇帝册封的第一个西藏地方首领。不久,明太祖又沿用元的封号,册封实际控制西藏地方的帕竹政权首领释迦坚赞为“灌顶国师”,并赐玉印。又在河州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在西藏建立了明朝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管理体制。由朝廷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是世袭,和元朝一样,西藏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员也要经帕竹首领举荐,并由皇帝批准任命,赐予表示权力和地位的印信。

  到明永乐年间,明朝中央对西藏的僧俗首领分封也日益增多,其中地位最高的是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等五个王。同时,明朝中央还根据藏传佛教首领在西藏有着重大影响的特点,采取分封办法分而治之。永乐年间,册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册封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宣德年间,册封刚刚兴起的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

  明朝还在西藏边界开设了一些茶马互市,内地的纸张、丝绸、茶叶等通过茶马互市进入西藏,西藏的牛、羊、马交换到内地,内地与西藏边地经济上的往来非常密切。

  明和元不一样,不是依靠一个教派来统治,而是采取了分封制度,给西藏每一个有影响的教派领袖都分封了权力和领地。分封制把寺院、土地和经济连在了一起,执掌一方的西藏领主也就出现了,西藏这种亦政亦教的形式逐渐完备起来。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行使达到十分完备程度

  从西藏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大凡中央政权更替,西藏地方政教首领都要积极向中央政权表示臣服的态度。他们也十分明白,谁最先由中央政权认可并得到皇帝的赐封,谁就会抢得执政西藏的先机。

  明末,青海的蒙古势力固始汗控制了西藏,支持格鲁派建立了甘丹政权。清入主中原以后,格鲁派首领抢先一步进京寻求中央的认可。顺治十年,五世达赖进京觐见皇帝,顺治帝赐予金册金印,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喇达赖喇嘛”。自此,清王朝正式确认了达赖喇嘛在西藏各教派中的领袖地位,也是从那时起,历辈达赖喇嘛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遂成为制度。

  五世达赖圆寂后,执政的桑结嘉措秘不发丧15 年,直到清军平息噶尔丹叛乱,从俘虏口中得知五世达赖早已圆寂。康熙严辞责问,令桑结嘉措立即扶持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到布达拉宫坐床。这段时间,由于原来执政西藏的青海蒙古势力与西藏地方势力矛盾加剧,先是桑结嘉措被固始汗孙子拉藏汗所杀,尔后,准噶尔进兵西藏,拉藏汗又死于准噶尔乱兵刀下。清朝震动,康熙调清军近万人进藏平息了准噶尔叛乱。

  康熙意识到须从制度上治理西藏,于是废除了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特权,由清朝中央对西藏直接统管,从西藏贵族中选用4 名有功者任命为“ 噶伦”,代行达赖掌管世俗政权。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朝在西藏正式设立了驻藏大臣,确定了青海、四川、云南等藏区与西藏的行政边界。

  1791年,廓尔喀人大举入侵西藏,占领后藏并洗劫了扎什伦布寺。乾隆派福康安率17000多清军进藏驱逐了廓尔喀人,兵临加德满都城下,迫使廓尔喀人乞降。清军班师拉萨后,奉乾隆旨,将勾结廓尔喀人的红帽活佛,在拉萨当众剥去黄衣,砍头正法,并将此教派解散。

  乾隆决定以此为契机,改革西藏政教体制,立定藏事规程,谕示福康安等人“将来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福康安会同驻藏大臣与八世达赖喇嘛,就章程逐条商议,然后呈报乾隆御批,正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章程》。

  二十九条章程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建立了大活佛金瓶掣签制度。藏传佛教转世活佛众多,良莠不齐,私下交易等弊端时有发生。乾隆亲自设计了金瓶掣签制度,即在释迦牟尼像前,置放特制金奔巴瓶,由驻藏大臣监督主持,将多个候选达赖喇嘛、班禅及藏区各地呼图克图灵童的名字生辰年月,以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象牙签牌上,然后置于金瓶之中,当众掣出,报请皇帝或中央政府正式批准。

  二十九条章程无疑是清王朝对西藏行使完全主权的法律性文献,也是清王朝治理西藏最完备的一个法典性文件,有效治理西藏200多年。

  近代:帝国主义开始染指西藏

  西藏地方的近代史与祖国的近代史一样,也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事实说明,祖国的兴衰与西藏的兴衰紧密相连。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腐朽而衰弱的清朝中央政府,大肆瓜分中国的领土。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地理封闭的西藏亦未能幸免。早在明朝末期,西方一些探险家和传教士就开始进入西藏探险、传教。176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以后,紧接着就把扩张的目光瞄向喜马拉雅山地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同时觊觎雪域高原西藏。

  英国为抢在俄国之前攫取西藏,在西藏边境频繁、蓄意地挑衅,先后两次直接对西藏发动武装侵略。第一次侵藏,英国收获颇丰,于是得寸进尺,把目光放在西藏更深的腹地。1890年,清朝派升泰到印度加尔各答,和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不但承认了锡金受英国保护,而且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在中央的训斥下,个中荒唐的缘由得以见天日:清朝中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给升泰的助手和翻译竟是英国人赫政。就是这个赫政的挑拨和出卖,使中国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英国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得到西藏,把整个西藏高原置于英国势力之下。1903年底,3000多现代火器装备的英国军队,在万余人的后勤队伍支持下,对西藏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战争。在英国上校荣赫鹏指挥下,英军先后武力攻占了帕里和江孜城堡,于1904年7月进入拉萨。由于十三世达赖已先期逃走,英军用刺刀逼迫三大寺代表在布达拉宫签订了一厢情愿的《拉萨条约》。由于驻藏大臣有泰在随员劝说下,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清朝中央政府外务部宣布条约无效。

  英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了西藏,却向西藏地方政府索要战争赔款。但西藏地方民穷财竭,何来巨额赔款?经过屈辱的谈判,1908年,清王朝中央政府不得已向英国赔偿120万两白银,英国远征军才从西藏撤军。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并以五色国旗象征五族共和。民国第一部宪法也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1913年,英国利用袁世凯刚刚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急需获得列强外交承认和支持的时机,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西藏地方代表夏扎伦青在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的唆使下,提出“西藏独立”的方案,当即遭到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的拒绝;英国代表又提出将中国西藏划分为内、外藏的要求,同样也遭到拒绝。最终,西姆拉会议因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拒绝签字而破产。

  1953年,时任中央驻西藏外事帮办的杨公素,到北京参加中印外交谈判,离开拉萨前,他到西藏地方政府了解边界情况,第一次看到这份划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他回忆说:“这条线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他那个图画了以后,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一次是第一次看到了。50万分之一的一个地图,很简单,没有等高线,没有经纬度,一条粗线就是边界线。旁边有英印政府的代表外交大臣麦克马洪的签字,有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夏扎的签字。”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一度十分脆弱。由外国势力培植起来的西藏上层势力开始了分裂活动。对内,封锁西藏与内地各省交通要道,阻止内地的人和物进藏;对外,与外国势力勾结,规定凡内地人进藏,须取道印度,并由英印政府签证。1924年,在拉萨的英国人欲策动藏军首脑擦绒发动兵变,推翻达赖,建立亲英的政权。后被十三世达赖察觉,擦绒被革职。晚年的十三世达赖逐渐看清了帝国主义对西藏的野心,多次表示要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30年,他在会见国民政府派往拉萨的调查官员刘曼卿女士时,诚恳地说,“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

  现代:十七条协议

  使西藏摆脱帝国主义羁绊,

  西藏人民获得新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的命令。北平和平解放,长沙和平解放,昆明和平解放,西康和平解放。就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时刻,中央就决定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但是,本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者扶植起来的亲帝分子却在边陲西藏高原逆历史潮流而动。

  1949年7月8日,眼看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在英印政府时期就留在拉萨的英国人策动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制造了所谓的“驱汉”事件。噶厦先是电告国民政府,“为防止赤化之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当天,噶厦又召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甚烈,国民政府人员在哪里,共产党就会追到哪里,“西藏大会决定要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他们借口拉萨的汉人中有共产党,指派藏军包围拉萨办事处,没收了电台等设备,在十多天内,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工作人员、家属和在拉萨经商的数百汉人,分三批押送到中印边境,经印度加尔各答乘船遣返内地。

  这一行为的目的,就是利用国民党政权处于自身难保、无力管理西藏事务,而人民解放军又尚未到达西藏的时机,企图断绝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从而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

  即使如此,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在主权问题上仍是态度鲜明。搬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在7月19日紧急召开了行政院第80次会议,阎锡山以行政院长名义复电西藏地方政府,“此次噶厦,既无事实根据,复未来电呈报,片面通知各驻藏人员全体撤退,于法于理多有未合。”

  从西柏坡发出的新华社社论严正指出,“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帝国主义及外国反动派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反共事件’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殖民地。”

  1949年9月2日和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社论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

  新中国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举措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西藏民众和爱国的上层宗教人士的支持。作为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之一的十世班禅,早在开国大典的当天,就发贺电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电文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安康可期,国家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居住在祖国内地的藏族各界人士,也纷纷集会或是发表广播讲话,倡导和平谈判,希望西藏地方政府协助解放军进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时任青海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喜绕嘉措先后在西宁广播电台和中央广播电台向达赖和西藏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同胞支持和平解放西藏。10月10日,阿里总管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给毛主席致电,“已与进入当地的解放军结成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地实现了和平。”表示“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

  当时,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正在出访邻国苏联的旅途上,他仔细地考虑和分析到解放西藏的时机。

  毛泽东以他政治家的敏锐做出决断:“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1月2日,他从莫斯科发电报给中央,确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负。并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邓小平向进藏部队强调,“进军西藏,我们必须要遵守少数民族政策,我们要做到纪律严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句话:你们进军西藏,要靠政策吃饭,靠政策走路。”

  中央政府当时对西藏的要求就是两条,一条就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去,第二条,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守卫国防、守卫边疆。
  
   然而,这一系列和谈的努力并没有感化西藏地方政府。相反,西藏亲帝分子利用中央政府的善意等待,抓紧时间扩军,用武力抵抗和平。

  中央不得已采取了以打促和的办法。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10月12日,藏军第9代本宣布起义,18日,藏军全面溃败,21日,撤退至昌都西南朱古寺的阿沛,下令残余的2700多藏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人民解放军轻松一击的昌都战役,粉碎了西藏上层武力抵抗的企图和梦想,也让西方国家看到了新中国解放自己领土的决心。对外国势力干预失望的噶厦,在布达拉宫召集5品以上官员和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的代表开了3天的会议,会议决定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议,停止对抗,派代表进行和谈。

  1951年1月,躲在西藏与印度边界亚东小镇伺机外逃的十四世达赖,批准了噶厦的决定,致信中央,表示愿意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

  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方面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方面指派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朗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

  经过25天双方代表认真细致的谈判,双方认识最终达成一致。

  1951年5月23日,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它是西藏纳入中国版图700多年来最值得铭记的瞬间。经过25天艰苦细致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祖国大家庭。

  次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和谈代表和在京的十世班禅喇嘛。毛泽东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

  历史将永远铭记和平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事件,它对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从屈辱走向崛起,从贫穷走向富强的曲折经历而言,意义重大而深远

 

来源:《统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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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anadians for China's Reunification (Calgary Association)